予论正统，辨魏、梁不为伪。议者或非予大失《春秋》之旨，以谓魏、梁皆负纂弑之恶，当加诛绝，而反进之，是奖篡也，非《春秋》之志也。予应之曰：是《春秋》之志耳。鲁桓公弑隐公而自立者，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，郑厉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，卫公孙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，圣人于《春秋》，皆不绝其为君。此予所以不黜魏、梁者，用《春秋》之法也。魏、梁之恶，三尺童子皆知可恶，予不得圣人之法为据依，其敢进而不疑乎？然则《春秋》亦奖篡乎？曰：惟不绝四者之为君，于此见《春秋》之意也。圣人之于《春秋》用意深，故能劝戒切，为言信，然后善恶明。夫欲著其罪于后世，在乎不没其实，其实尝为君矣，书其为君，其实篡也，书其篡，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，则四君之罪，不可得而掩耳。使为君者不得掩其恶，则人之为恶者，庶乎其息矣。是谓用意深而劝戒切，为言信而善恶明也。凡恶之为名，非徒君子嫉之，虽为小人者，亦知其可恶也。而小人常至于为恶者，盖以人为可欺，与夫幸人不知而可掩耳。夫位莫贵乎国君，而不能逃大恶之名，所以示人不可欺，而恶不可掩也。就使四君因圣人诛绝而其恶彰焉，则后世之为恶者，将曰彼不幸遭逢圣人黜绝而不得为君，遂彰其恶耳，我无孔子，世莫我黜，则冀人为可欺而恶可掩也。如此，则侥倖之心启矣。惟与其为君使不得掩其恶者，《春秋》之深意也。桀、纣不待贬其为王，而万世所共恶者也。今匹夫之士比之颜、闵则喜，方之桀、纣则怒，是大恶之君不及一善之士也。《春秋》之于大恶之君不诛绝之者，不害其褒善贬恶之旨也。惟不没其实以著其罪，而信乎后世，与其为君而不得掩其恶，以息人之为恶，能知《春秋》之此旨，然后知予不黜魏、梁之是也。

十一年，郑昭公之败北戎也（太子忽。），齐人将妻之，昭公辞。祭仲曰：「必取之！君多内宠，子无大援，将不立。三公子皆君也（子突、子亹、子仪母皆宠。）」。弗从。昭公立，宋庄公诱祭仲而执之，曰：「不立突，将死」！亦执厉公（子突。），而求赂焉。祭仲与宋人盟，以厉公归而立之。昭公奔卫。厉公立。又十五年，祭仲专，郑伯患之，使其婿雍纠杀之。祭仲杀雍纠，厉公出奔蔡，昭公入。又十七年，高渠弥弑昭公，而立公子亹。又十八年，齐人杀子亹，而轘高渠弥，祭仲逆郑子于陈而立之。是行也，祭仲知之，故称疾不往。人曰：「祭仲以知免」。仲曰：「信也」。

右桓十一年、十五年、十七年、十八年。传：赵穿弑君。而《春秋》书「赵盾弑其君」，为亡不出境，返不讨贼，而仲尼善盾，以其为法受屈也。祭仲立昭公，又废之，立厉公，又逐之，至高渠弥弑昭公而立公子亹，又假手于齐而杀之，复立子仪。人臣而改立君者四，然而《春秋》不书其罪，当时称「以知免」，何耶？盾之力足以全灵公，而灵公欲杀盾，不获而见弑。弑非盾为，而事由盾起，故盾被恶名而不辞。若祭仲，自昭公之未立也，固已谏其受齐婚，知有后日之祸也，昭公不从而及此。其废昭而立厉，又非己志，宋实劫之。若曰「丧君有君，社稷无陨」多矣，是仲之心也。至高渠弥立子亹，齐人将诱而杀之，仲虽知之而不往同其难，则仲与子亹无君臣之分然也。不然，则卫州吁既篡立为君矣，石碏亦安得使陈人并石厚杀之哉？石厚之党于州吁，犹高渠弥之党于子亹也。石碏教陈杀二人尚无罪，则齐人自诱二人杀之，祭仲安得而预其难哉？晏平仲亦曰：「君为社稷亡则亡之，为社稷死则死之。若为己死而为己亡，非其亲昵，谁敢任之」！祭仲、石碏、晏平仲，易地则皆然。人谓其「以知免」，而仲曰「信也」者，知其不可辩而可受也。《公羊》以祭仲废君为行权，而范宁非之，曰：「是神器可得而窥也」。夫郑之乱，非一人之力可为也。祭仲固前言之矣。宋既劫之，非其死所，而三公子又自争立以及于难，祭仲何罪乎？卒之逆子仪于陈而立之，以存郑者，祭仲也，则其本心可见矣。冯道在五代时，历事异姓而不预其难，惟其草昧力相篡夺，道以为不足死而势不得去，故易世更主，依违而独全。而世不加恶于道，或恕而许之，至称其明哲保身，其庶几乎祭仲之以免者非耶？然则要极而言之，何如曰「君子遭此为不幸」！

仲尼之道，其犹天欤！春夏秋冬，发生敷荣，揫歛肃杀，人徒见万物枯荣之迹而已，所谓化工之神，初不可得而见也。孟子去圣人百有馀岁，而得圣人之传，知圣人之奥，故其发明仲尼之道不同于清、和、任，特曰圣之时而已。盖其仕止久速之不同，人徒见仲尼出处之迹如是，所谓仲尼之道，初不可得而见也。呜呼，此仲尼之道所以大欤！此孟子之学所以深知仲尼者欤！请试论之。有大人之事，有圣人之事。大人者，大而未化，以道为标的，步趋言动，视彼而行，如持尺度而校长短，如持权衡而酌轻重。夫以尺度而论长短，以权衡而量轻重，宜其无所差也；然而尺短寸长之间，铢黍轻重之失，一有少异，则尺度权衡有时而不足恃，其谬已千里矣。圣人德臻极致，体与道合，由仁义而中会通，身为度而声为律，故其动容周旋、出处语默，无所待而明，无所持而合，不思而得，不勉而中。如天不言，而四时自运行，万物自生杀，人徒见草木发生肃杀，而不知化工之迹也。此大人、圣人之德所以不同也。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，大而未化，气禀于天者或有所偏，故其性分之内，如玉含质，如金在镕，所以胚浑琢磨之功有所未至。其清、其任、其和虽各臻于圣人之一端，使三子者易位迭处，则或有时而未尽善矣。仲尼以天纵之资，造前圣之极，事变千途百出于前，吾随其宜而付之，物各止其所，事各中其会，及其事遂功成，仲尼之迹初不可得而见也。齐景公夹谷之会，徒知仲尼文儒礼义，欲以莱人而劫鲁侯，及其正色大数，命士兵之，则齐人惊畏，其不可俄而度矣。此仲尼之时一也。卫灵公之南子，凡洁身修己之士羞称其人。子适卫，南子请见，而仲尼见之，子路且以为言。则仲尼遇物而应，各适其时，不可俄而度，此仲尼之时二也。原思为宰，与粟九百，子华使齐，与釜与庾，虽冉子且不知其意，此仲尼之时三也。于门人无所脱骖，遇一哀于旧馆，则脱骖而赙之，子贡且疑其已重，不知仲尼之用各适其时。此仲尼之时四也。圣人之德见于事者，其梗槩如此；圣人之心见于经者，尚有得而言之。在《易》之时，各赞其大。处《泰》处《否》，则汇正、汇征之不同；居《复》居《姤》，则朋来勿用之有异；《遁》而尾厉，《乾》斯首凶。凡《易》随时之义，则亦仲尼之时也。考之《春秋》，赵盾之不出境则为逆臣，许止之不尝药则为逆子，里克之死不书讨贼之词，郕伯之来待以成君之礼，卫衎书复归而郑突不书，小白书入齐而晋文不纪。凡此，《春秋》之时可得而见矣。虽然，孟子学圣而几于仲尼者也，故其行事亦有类于圣人之时者。均为馈金，或受于宋，而齐则不受；均为发棠，前则言之，而后则不可；均为交币，季子则报之，而储子不报。槩是三者，则孟子之于圣人，亦其殆庶几矣。学者能知圣人之行事与其笔之于书，知夫圣人之所谓时者其果为如何。知此，则富贵穷达、死生祸福之际，其将不诡于圣人矣。子思子曰「君子而时中，小人而无忌惮也」，其亦此之谓欤。

《春秋》大居正。凡得正而居者，天下莫不心悦诚服，无所待于号令而归焉者也。自古人君多自旁支入继大统，则不得其正，故鲁僖公不书即位；以少先长，则不得其正，故鲁闵公不书即位；未尝受誓为世子，则不得其正，故鲁庄公不书即位；不承国于君亲，则不得其正，故鲁隐公不书即位。夫即位，人君之重事，以不得其正，而《春秋》削之，端本正始之义微矣。陛下圣躬诞降于靖和皇后母仪天下之初载，此一正也；上皇三十四王而陛下为之长，此二正也；建号东宫，备物典策，告于宗庙，系天下之望十有馀年，此三正也；躬受内禅，自道教一门之外，杀生除拜，军国大事皆得自专，此四正也。履此四正而又有温恭之德，有俭约之行，有忧勤愿治之诚，有好谋纳谏之善，故一日端拱当极，而四方盗贼莫不鸟栖鼠伏，解甲以听朝廷之命，而戴白父老，相与扶杖，倾耳拭目，延跂嘉祐、至和之治，以终馀生，冀得无憾。此臣所谓天下莫不心悦诚服，无所待于号令而归焉之明效也。惟昔有为之君，不敢矜其所已能者以自骄，必求进其所未至者以自益。不召之臣不称颂其君之所已能者以为佞，必勉进其君之所未至者以为忠。《春秋》大居正，如郑昭公亦正矣，然失国出奔，则直书其名，得国复归，则又绝其位。厉公入栎，遂与其爵而不贬，何也？己虽得正而无君德以居正，或暗而不明，或柔而不断，或疑忌而不宽，则人得取而有之矣。是故大居正者道之常，《春秋》之正例也。或与或夺者道之中，《春秋》之变例也。明莫先于知人，断莫勇于任贤而去佞，宽莫大于藏疾而纳度外之雠。陛下具四美，履四正，而又进于三德，则寰海可保，夷狄可服，祖宗之基业可以长守而勿坠矣。